从表面上看，日本对中国抗日阵营的分裂取得了成功。国民政府的第二号人物离开了抗日大本营，最终投入日本的怀抱，对中国的抗日力量确实起了削弱作用。然而，汪精卫最终成为傀儡，也就失去了他曾被寄予的号召力与权威性。尽管日本人与他订立了获取大量权益的条约，但其内心也明白，与汪精卫之流是无法解决中国问题的，问题的关键仍是在继续抗战的重庆政府。在组建汪政权的过程中，日本曾两次因与重庆的关系而暂停活动，便是明证。如1940年3月，日方因等待重庆政府对直接议和的答复，便推迟了原定“还都”典礼的进行日期。日本对汪伪的外交承认，在1940年8月底日、汪就协定达成一致时便已准备就绪，但因日本与重庆之间的“桐工作”及其后的“钱永铭工作”，日本还在等待着重庆政府的变化。直到对重庆政府基本绝望后，日本才于11月30日承认了汪精卫政权。可以说，倚重汪精卫政权已非首选之策，不管日、汪对此如何大肆粉饰宣扬，其实只是无可奈何的一步。